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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多万人是怎么饿死的

2013-07-09 来源: 作者博客 Print This Post 繁体版 [字号]
   

“三年困难”怎么饿死了三千多万人?
餓死三千萬人
1959-1961年所谓的“三年困难”全国饿死的人数,原来各方面的统计,最少者是三千万人,最多者是四千多万人。最近我从网上查到了为各方面公认的数字是:三千七百五十万人。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人?我作为亲身经历者的“过来人”,简单归纳为下面几条:

一、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大减产:
1954年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大体上是以一个自然屯为核算单位建立了“初级社”,1956年以一个大行政村为核算单位,建立了“高级社”,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一句“还是人民公社好,一大二公”。数日之内,全国实行了公社化,大体上相当于一个乡或区(十多个至二三十个行政村)为核算单位。核算单位越来越大,穷队“共”了富队的“产”(农民叫“归大堆”),没有了劳动积极性:(不下地干活,或者干活时“磨洋工”)。庄稼和杂草一起长。我本人在辽宁省委工作时,就曾经下乡“支农”,为人民公社锄过草。

二、大炼钢铁耽误了秋收。
1958年8月到年底只剩下三个月了,毛泽东号召:钢铁产量在这三个月要翻一番(从年产535万吨,提高为1070万吨)。对完不成任务者还规定了六条纪律,干部要受到处分。于是全国9000万人大炼钢铁,(平均每户出一个强劳力)。1958年本来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成,眼看到仓的粮食,没有劳力收割,烂在地里。这一年因为炼钢没有焦炭,是毁坏森林最严重的一年,又因为没有原料,连农家的铁锅、门了吊、墙上的钉子都拔下来炼钢了。

餓死三千萬人1

三、深翻土地,又把丰收的粮食埋在土里。
大炼钢铁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号召“深翻土地”,翻得越深越“革命”,最深的翻到五尺,结果是把丰收的粮食翻在地下,同时把“生土”翻到地面(那年冬天农民饿得没有办法,挖埋到地下的粮食,棵粒发牙或霉烂,红薯经过冬天一冻恶苦)。

四,大办公共食堂浪费很多粮食。
毛泽东号召大办食堂。全国响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最先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的是河南省范县。吃饭不要钱,一时风靡全国。“食堂化”浪费了大量粮食,加上干部特殊化,还没有到年底粮食就吃光了。

五,吹牛皮,虚报产量。
在大跃进中全国时兴“比武打擂”,大家争着吹牛,从亩产几百斤,吹到几千斤,在“比武打擂”中,最高吹到亩产稻谷四五万斤,如果把这些粮食平铺在地里,平均达半尺多厚,一亩地瓜产二百多万斤。为了提高“亩单产”把即将成熟的十几亩地的禾苗,挤植在一起,成熟后算一亩地的产量,坐上两个孩子禾苗不倒(当时有照片登在人民日报上)。结果因为不通风,禾苗全烂掉了。
按照各地上报粮食的产量,当时全国算过账:讨论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曾经说过,支援第三世界或者多造酒;

六,浮夸风带来高征购。
当时我国农村(作为农业税)分为“公粮”和“购粮”。“公粮”是农民应缴纳的农业税。“购粮”是扣除农民的口粮由国家购买的部分。由于虚报了产量,农民缴纳的公粮购粮都过了头,刚刚过了秋收,农民就开始饿饭了。毛泽东怀疑农民是“瞒产私分”,干部们带着民兵用各种办法搜查农民“暗藏”的粮食,甚至用钢钎寻找地洞粮食。

七,从谎报产量到隐瞒饿死人数字。
1958年大跃进是谎报产量,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彭德怀“反党集团”以下,全国又打了几百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顶帽子和反革命分子只有一步之遥)。1960年农村已经吃树皮、树叶、观音土,1961年开始大规模饿死人。但从公社、地、县、省的各级干部,害怕“右倾”,谁也不敢报告饿死人现象。真是饿殍载道,死人都没有人收尸了。即使中央派人调查,多数干部害怕犯“右倾”错误,还是不敢说真话。饿死人最多的仍然是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河南省,只豫南信阳地区就饿死了一百多万。我是河南滑县人,我家那个200多口人的小村子就饿死了十五口——还算是少的。

到了1961年,这条路实在走不下去了,于是刘少奇们提出提出了“八字方针”。从公社化又退到初级社,这才得以躲过更大的灾难。

1962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刘少奇的报告鉴于彭德怀的“反党”先例,没有敢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他说:要把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刻成石碑,立在县委、地委、省委以至中南海门前,让我们的子孙永远记着这惨痛的教训。听了这些话,毛泽东该怎么想呢?这正是为“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埋下了伏线。

附言一: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河南省总是夺得全国第一: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七里营建立了人民公社,受到了表扬,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公社好”,夺得了全国第一;
同年本省的范县在大跃进中最先宣布“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建立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夺得了全国第一;
同年大炼钢铁,鲁山县宣布日产铁一千吨,在全国放了“千吨县”卫星,夺得了全国第一;
过了50多年,最近开展的“平祖坟运动”,恐怕又是全国第一。

附言二: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毛泽东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结果是信阳的一些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阶级敌人”。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50人。这些干部盲目响应毛泽东号召大跃进,比赛地互相吹牛皮,昧心地隐瞒饿死人事件,虽然也不对,被打成“阶级敌人”,岂不冤哉!

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原来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对于河南全省死亡200万人事件,吴芝圃检讨说,自己有责任,该“处以极刑”,却得以从轻发落:1962年4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潘复生呢?1966年到黑龙江省委主持工作后,他记取了在河南工作时的教训,千万不能再犯“右倾”错误,一定要紧跟毛主席。黑龙江省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潘复生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人民日报还写了祝贺社论《东北的新曙光》。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又受到了批判斗争。这是非该怎么说呢?

附言三:
所谓“三年困难”,实际上是“三十年困难”,在改革开放之前,任何生活用品,都凭票证供应。各种票证达四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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