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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余茂春: 從中國留美學生到國務卿首席顧問(上)

2021-10-24 來源:來自網絡 Print This Post 简体版 [字號]

專訪余茂春: 從中國留美學生到國務卿首席顧問 (圖片來源:希望之聲)

【希望之聲2021年10月24日】(希望之聲《走入美國》主持人辛恬採訪報導)

余茂春先生,美國前國務院首席中國政策和規劃顧問、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美國海軍學院教授,日前受《希望之聲》的邀請作客「走入美國」節目,接受主持人辛恬的專訪,分享他初到美國、在灣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留學七年,如何對他的政治理念起到關鍵的影響作用?哪些因素促成他能夠在美國對華政策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為什麼認為川普政府的蓬佩奧國務卿是美國近代史最偉大的一位國務卿

余教授還與華人互動,探討了“為何極左文化目前在美國得勢?”“如何幫助孩子遠離極左理念影響?”“如果對待目前令人感到灰心的美國政治社會狀況?”等問題。

余茂春教授個人資歷簡介

余茂春先生出生於中國安徽省,成長於四川重慶市。1979年高考獲得重慶市永川中學文科狀元,考入了南開大學,他的名字被鐫刻在了重慶永川文曲廣場紀念歷屆高考狀元的石碑上。但在2020年他的名字被中共當局消除。

余教授1985年來到美國留學,1994年獲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學博士學位,之後進入美國海軍學院任教,教授東亞和軍事史。2017年他進入了川普政府擔任國務卿蓬佩奧的首席中國政策和規劃顧問

主持人:您是我們華人中第一個進入到了美國國務院對華政策的核心圈,而且對於美國政府扭轉對華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家都非常好奇,您作為來自中國的一位留學生,到底是怎麼一步步走過來的?作為一個華裔美國人,是怎麼能夠在美國對外政策的關鍵方面起到了重大影響作用的呢?

“我處在一個非常好的歷史時期”

余茂春:這個問題其實很簡單,有我這樣認識的中國大陸來的學者或者同學、同輩有千千萬萬,我還是比較幸運,因為我在美國的一個部隊院校裡面教書,和美國的上層人物時不時有接觸,而且我也經常寫一些東西,就跟大家一樣,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不見得就是我一個人做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因為美中關係裡面,很多非常重要的基本方面,非常明顯,真理一點就破了。

關鍵是我處在一個非常好的歷史時期,有川普總統,尤其有國務卿蓬佩奧主持美國的外交,他有很多大的策略在裡面,我們的看法是不謀而合,所以我可以幫助他了解中國政治體系的一些運作方式,以及中美關係方面的一些歷史淵源,中美關係的一些好處或者一些短處,需要什麼地方可以有長足改進的地方。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還有就是國務卿他是一個非常能夠聽取不同意見的人,我進到國務院以後,我們兩個人很投緣,我講的東西對他來說是很新鮮的東西,我也從他那裡學到了很多做人的品德方面的東西,還有他的決斷能力是很出類拔萃的。

我在美國的軍校里教了27年的書,我接觸的都是有軍人品質的人很多,所以我跟他們在很多方面實際上是一拍即合的。也跟他講到我在灣區的經驗。

在灣區的七年“是我人生轉折中非常重要的七年”

實際上我在灣區呆了七年,這是我人生轉折當中非常重要的七年,因為我們是從中國大陸出來的,我們受到共產主義文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洗腦和熏陶。那麼要真正擁抱自由,這還有個思想上的轉變,這個轉變我覺得是在灣區實現的。

我在灣區確實認識了很多很多的朋友,有大陸來的朋友,有台灣的朋友,有更多美國的朋友,是一個非常自由、非常寬鬆的環境。大家都說灣區是個“自由主義的老巢”,實際這個不對,灣區是各種思想激烈衝撞的一個地方。我在這個衝撞之間,慢慢就找到了自己思想的一個立足點。所以我對在灣區的經歷非常懷念,這次我跟蓬佩奧來到灣區就像回到老家一樣。也認識了不少新朋友,像辛恬,我們雖沒有見過面,也可以聊。

中共“改革開放”的初衷“是為了維持共產黨的政權”

我在演講的時候,我把它寫了一個稿子,蓬佩奧也寫了一個稿子,但是演講的時候稿子出了問題,所以我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臨場發揮的。

我舉了兩個例子,一個是說我在灣區呆了七年,這個時候正好碰上了中國的“六四”天安門運動。灣區對天安門“六四”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地區,因為它有很多華人,而且華人在那個時候對中國的前途命運是非常地關心。天安門之後,也有一大批從天安門逃出來的政治難民都跑到美國來,舊金山灣區是第一站,所以我認識了很多天安門出來的朋友,這個對我的震動非常大。從那個地方就認識到,共產黨它即使是有最開明、最有改革思想的領導人,他也會毫不猶豫地去屠殺中國人民,因為“改革派”他的初衷也是為了維持共產黨的政權來進行“改革”的。

所以說,你看鄧小平這樣的人,我對他從“六四”之後就沒有抱有幻想,我對共產黨所謂的“改革開放”我也沒抱有什麼實質性的希望。我在灣區對這個印象是非常之深的。

中共治下的自由派和美國的保守派,在反共問題上配合默契

“六四”之前我在灣區的時候,是一個非常自帶勇氣的一個學生,後來我對中國的政治、美國的政治都產生了很強的熱情。我想這個不是我一個人的經歷,有成千上萬的我的同學、我的同行,他們都有這方面的經歷。

在灣區的時候,我遇到了許多美國自由派的人士,他們當時對東歐共產主義垮台很不高興,他們覺得美國資本主義勝利了。所以他們對美國的立國原則本身表示極大的懷疑,所以我對這個非常不滿。我覺得這些人根本沒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生活過,所以我覺得那個對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

美國的自由派保守派他們很大的區別就是,保守派一般來講是比較反共的,自由派不怎麼講反共。那麼在中國、在東歐的情況下,自由派的人士都是反共的,像瓦特羅·哈勃、安德魯·薩科羅、劉曉波等,他們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都是自由派,在共產主義極權下的自由派,和美國的保守派在反共產黨這個問題上,他們是非常默契配合的。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從共產主義極權專制里生活過,逃到美國呼吸自由空氣的這些人士,他們都比較認同美國的保守主義,尤其是反共的這些人士的主張。所以從反共的這個角度講,美國的自由派保守派在美國這個政治環境裡面,對我來講沒有什麼意義。

美國很大的危險,是“讓認不清美國制度優越性的左派當選”

我覺得美國的一個很大的危險,就是讓這些認不清美國政治制度優越性的這些左派人士當選,這對我來講,是非常不幸的。

這有可能跟我當時所就讀的學校有關係,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那個地方上學,那個地方一般來講政治氣氛都比較偏左,而且是很偏左的,尤其是講到中國,很多左傾的朋友他們也關心人權,但是他們就喜歡就事論事,哪個人被抓了,哪個人被抓進監獄裡了,他們走的是大赦國際那條道路,是個案性的。對於為什麼會產生那麼多的迫害,為什麼共產黨的治國根本原則會導致這些殘忍的人權危害,他一般來講不講那麼深。

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講,從知識層面來講,這個是對美國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種背叛,我是不會跟那種人沆瀣一氣的。所以我基本上的政治取向就在那個時候決定的,因為這與我在灣區的七年生活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知識困境: 左傾右傾的標籤實際上對某類人不合適

在美國,對我們這樣的人,左傾右傾的這個標籤實際上是不合適的,就像我剛才講的,我在美國算是比較右的,但在中國那個政治環境中,我是非常自由派的。凡是中國自由派的人士,都反對共產黨。

這是一種知識上的困境,我覺得幾乎所有從東歐、從前蘇聯移民到西方的人都有這麼一種經歷。

中美關係結構性弊端,川普政府“有非常大膽的勇氣去改變它”

川普時期,他對美中關係非常結構性的弊端,他不僅有清楚的認識,而且他有非常大膽的勇氣去改變它。

認識到美中之間的弊端,實際上不是從川普時期開始的。二、三十年以來,都有這麼一個認識,甚至在美國政府很大一部分人,從“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就覺得中國和美國在現存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分歧之下,不可能長期共存。但是沒有多少人像蓬佩奧國務卿這樣有政治勇氣的人去改變它。所以說,要做起事情來,這個是比較難的,認識到事情的毛病這個很簡單。

比如說不僅是中美關係,在美國外交政策上、一系列政策上,都是這樣子的。比如說美國的中東政策,我想,從克林頓開始的時候就講美國要堅決支持以色列,要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而且很多總統競選人都承諾要把美國的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去。說了半天,沒有一個人那麼做。川普總統上台之後,說到做到。

這就使川普總統他的外交政策在國際上有很大的信譽,因為美國這邊說什麼事情,國際社會都覺得會有結果的。所以說對華政策也一樣,我們真是說到做到。

蓬佩奧是在我有生以來遇到的最偉大的國務卿;一位扭轉乾坤的人”

我說,蓬佩奧是我有生以來遇到的最偉大的國務卿,包括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這從他所採取的一系列政策的效果來講。美國的國務卿至今為止有71位。

美國的國務卿基本上絕大多數是事務性的,他們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是有問題去處理,把國家之間的關係搞得比較平和一些。而真正有大作為的,對美國的全球戰略和整個的國際外交有重大影響的國務卿,真的沒有幾個。

你可以掰着手指頭數一下,在美國歷史上擔任國務卿最長的,就是在小羅斯福總統的時候,從1933年一直到1945年的科德爾·赫爾國務卿,他當了12年國務卿,而實際上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因為他專註於事務性的。

美國國務卿當然最有名的就是托馬斯·傑弗遜,傑弗遜是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時候的國務卿,他就是開國功臣,但他當國務卿的時候,也沒有什麼大的建樹,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實際上他也是猶猶豫豫的,左右搖擺。當時因為美國建國之初,很多事情也不是特別清楚。比如對法國的關係,對英國的關係,都是走來走去,沒有太多的定向。當然傑弗遜是一位很偉大的總統和美國的開國元勛,這是功不可沒的。

真正有一位國務卿,他可以扭轉60年美國整個的全球戰略,他可以扭轉美國對一個大國,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半個世紀以來的基本政策和方向,除了蓬佩奧沒有其他人。所以我覺得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從他的政策的效果來講,他是一位扭轉乾坤的人。

“我和蓬佩奧之間無話不談、互相信任,有一定的緣份”

實際上給國務卿做參謀的有一大堆人,我呢是跟他關係特別好,我們之間有話呢沒有什麼遮攔,上級與下級之間就是要坦承、要開誠布公,有什麼就說什麼。我是他的參謀,所以他有什麼事情,他也是親躬下問,他也不隱蔽的。再加上在美國的高層圈子裡,有在中國大陸生活過的人,有那麼一個思想轉變的人,還有在語言上,對中國的政治文化上有切身經歷或者有一定研究的人不多的,所以我在很多方面我可以用比較權威的聲音來發表一些意見。這個意見,我很榮幸被很多人採納了,尤其是國務卿,還有白宮的一些高級人員,他們都比較重視我的講話。

這個我覺得不見得是我有什麼新的發明,從我的同事那裡學了很多;再加上我本人就是教中國歷史的,尤其是對中國的國防外交、國際政治,在學術方面還是做了一些研究的。所以這樣一來比較如魚得水。這個當然有機遇,但是我覺得還是跟我和蓬佩奧之間無話不談,我們之間的互相信任的關係還是有一定的緣份。

(未完,敬請關注後續報導)

專訪余茂春: 從中國留美學生到國務卿首席顧問(下) 

責任編輯:辛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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