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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躲過劫難 守護者常書鴻遭重創(圖)

2017-10-15 來源: 看中國 Print This Post 简体版 [字號]
   


常書鴻:“我是個倖存者,一個留下滿身‘紀念品’的倖存者。”(網絡圖片)

在中國西北的河西走廊西端,矗立着一座“東方的盧浮宮”,她就是以精美的壁畫和塑像聞名於世的敦煌莫高窟。史載公元366年,一個叫樂僔的和尚手執錫杖西行至三危山,忽見金光燦燦,形狀如千佛閃耀。他隨即悟到這是佛在點化,應在這裡築窟造像,廣傳佛法。於是,樂僔和尚鑿建了第一個洞窟。此後不久,又有一位叫法良的禪師從東方而來,在樂僔的窟旁又開鑿了一個洞窟。自此之後,敦煌歷經千年,營造不絕,到唐時便已有一千餘龕。

雖然到了近代,洞窟中的不少壁畫、彩塑、數千本經卷等被幾個西方人以低廉的價格“買走”,令人嘆惋,但留下的壁畫、彩塑、經卷等,仍在向後人訴說著其昔日的輝煌。

躲過文革劫難

由於地處偏僻,更由於當時身在敦煌的工作者的默契,敦煌莫高窟僥倖躲過了文革浩劫。現為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的樊錦詩,從大學畢業後,就將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敦煌。她在接受記者的採訪時講述了自己的經歷和莫高窟躲過劫難的原因。

樊錦詩剛到敦煌研究所工作,就趕上搞了兩次“社教”,即所謂的“社會主義教育活動”。第一次“社教”還在敦煌,1963年,為期一個月。第二次“社教”樊錦詩就被派去河西走廊中部——張掖市山丹縣。“從1964年的秋天,到1965年的夏天前後一共十個月。作為一個大學畢業生,能搞出什麼研究來?搞是搞了一些,但是現在反過去看,肯定不行。”樊錦詩總懊悔光陰被耽誤,自己沒有在考古專業上做更多。

“社教”剛剛結束,文革就開始了,敦煌研究所里的工作整個都停了下來。但是幸運的是,敦煌的文物得以保存。據樊錦詩介紹,一個原因是中央有保護敦煌的指示,另一個更主要的原因是當時敦煌研究所里的人,雖然派系不同,雖然也有武鬥,但“保護敦煌文物的心,是一致的”。

而奉命來此的紅衛兵也只是走走過場,貼貼大字報。這與文革中的曲阜孔廟,被一擁而上的數百名紅衛兵掃蕩,石碑石像被拉出來,斷頭腰斬、開膛破肚,還是截然不同的。在樊錦詩看來,在那個年代,研究所不管是發聲者,沉默者,施加者,承受者,走向錯軌的,有過大非的人,都共同守護了敦煌。這至少說明,在那個年代,還有一些人對祖宗的遺產有着敬畏之心。

然而,守護敦煌的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常書鴻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堅定的守護者常書鴻

1935年,一個學習繪畫、名叫常書鴻的年輕人偶然在巴黎看到了六卷本《敦煌圖錄》畫冊,驚異其瑰麗,傷懷其默聞,因此決意回國,從此成為了莫高窟最為堅定的守護者。

回國之後,常書鴻擔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教授,但他一直挂念着莫高窟的保護工作。在他的奔走呼籲下,在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先生的支持下,1943年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成立,常書鴻任所長。當年,他即趕赴敦煌。

當常書鴻抵達敦煌的那一刻起,伴隨他的不僅是黃沙漫舞和狼風狂嘯,還有經濟上的拮据和生活上的諸多困難。按照他自己的話說:“從我們到達莫高窟的第一天起,我們就感到有種遭遺棄的服‘徒刑’的感覺壓在我們的心頭,而這種壓力正在與日俱增。”然而,莫高窟所展現的魅力,以及對藝術的熱愛,對敦煌的熱愛,讓他克服了所有困難。

可惜,由於政局不穩,財力緊張,1945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宣布解散研究所,大部分人因此選擇離開了莫高窟,但常書鴻卻留了下來,因為敦煌是他的生命。此時,妻子無法再忍受敦煌的寂寞和困苦,決然離家出走,丟下了兩個孩子給他。接二連三的打擊,並沒有動搖常書鴻守護敦煌的赤子之心,他還是選擇了堅持。 

中共建政後,敦煌藝術研究所改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書鴻繼續任所長。在幾十年守護敦煌中,常書鴻把全部心血都傾注在敦煌上,組織大家修複壁畫,搜集整理流散文物,還撰寫了大量有價值的論文,臨摹了大量的壁畫精品。

“常書鴻,他死了”

1966年文革爆發後,“破四舊”的風潮也刮到了敦煌。由於有中央的指示,敦煌得以倖免,但守護敦煌的常書鴻等人卻沒有擺脫受迫害的厄運。常書鴻不僅被打為“反革命”分子、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賣國賊,還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留所監督勞動。

因為名為“賣國賊常書鴻罪行展覽”在酒泉展出過,是以河西地區早已是無人不曉的這個名字更加遠揚了。可以說,文革中,常書鴻的身心均遭到了巨大的傷害,他時常被打得遍體鱗傷,不能站立,腰椎還曾粉碎性骨折。

從《讀書》2008年第一期蕭默撰寫的回憶文章,我們可以一窺當時常書鴻的境況。

1968年秋,曾是常書鴻下屬的蕭默“押解”腰椎粉碎性骨折的常書鴻去蘭州看病。在內心深處,蕭默十分敬仰常書鴻,他就是在看了常書鴻寫的《祁連山下》才前往敦煌的,因此暗中對其盡量照顧,並幫助他配了鋼背心。

在前往蘭州的火車上,同在卧鋪車廂的幾個陌生人當得知他們來自酒泉,便開始詢問常書鴻的情況。蕭默否認自己認識常書鴻,那幾個人便直接詢問常書鴻。幾番否認後,常書鴻聲音很大的、斬釘截鐵的、激憤地喊道:“常書鴻,他死了!”此時,一滴老淚,從他緊閉的眼角順着臉頰流下。能讓他喊出如此決絕的話,中共害人不淺!

聽到這令人心顫的喊聲,幾個陌生人沉默了,但面色凝重,久久地凝視着躺在身邊的這位老人,困惑地要把他們心目中的常書鴻與這位老人聯繫起來。過了一會兒,一個人沏了一杯茶,送到常書鴻面前,請他喝茶,並且輕聲加了一句:“不管怎麼樣,一定請您老保重,一定要挺住。”公道自在人心。

劫後餘生

1977年,常書鴻被“平反”。1982年,業已過了古稀之年並守護了敦煌五十年的常書鴻回到了北京。晚年撰寫了回憶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對於當年的經歷,常書鴻只有淡淡的一句話來概括:“我是個倖存者,一個留下滿身‘紀念品’的倖存者。”

1994年6月,常書鴻去世,享九十天年。

結語

2015年,蕭默出版了《一葉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講述了敦煌在文革中的遭遇。他寫道:“我在敦煌52年,不知從何說起。還得說這些老先生。常書鴻先生,‘書’是書本的‘書’,‘鴻’是鴻雁的‘鴻’,71年前他……”。如果沒有十年荒廢的歲月,常書鴻先生應該發表更多的論文,臨摹更多的壁畫,為後人留下更多的財富。只是人生沒有“如果”,這筆賬理應算在中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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