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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Uber 性醜聞說起:硅谷正變成這樣子(圖)

2017-02-22 來源: 文學城 Print This Post 简体版 [字號]
   

Uber
又一次成為了風口浪尖的公司——這一次不是因為融資,也不是新產品和技術,更不是市場、法律和政策動向,而是一樁公司內部的道德醜聞。

一位名叫蘇珊·福勒 (Susan J. Fowler) 的工程師,在剛剛入職 Uber
第一天,就在公司內部聊天里被一位技術經理騷擾了。“他的言語太直白了,就是想要和我做愛。我立刻把聊天截了圖舉報給 HR。”她說。

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讓福勒感到更加意外和無法理解:儘管 Uber HR 可以認定經理言語明確屬於性騷擾,但由於以騷擾者的業績突出
(high performer),公司將不會處理,更別提公開處理此事。而且念在該人屬於“初犯”,Uber
將只做個人警告和談話處理。

反而對於受害者,Uber
卻給予了像是威脅一樣的答覆。他們給了福勒兩條路選:要麼換團隊,要麼繼續留在本團隊。如果她選擇留在本團隊,但如果因為舉報的事經理年底給她打差評,公司也不會幹預,因為“選擇的權利已經給過她了”……

面對這樣的選擇,福勒無奈離開了這個本來非常適合她、但已經在事實上讓她不可能呆下去的職位,加入了另外一個團隊。

後來在工作中,福勒認識了更多曾被那個經理騷擾過的 Uber 女性職員,發現每次當她們向 HR 舉報的時候,HR
給的答覆都和給自己的一模一樣——很明顯,因為該人的績效突出,管理人員選擇包庇和縱容他。儘管這名經理後來離開了公司,福勒和她集結起來的其他女員工,仍然對
Uber 感到極度失望:

我很幸運能和灣區最優秀的工程師一起工作。在公司組織一片混亂中我們仍能做出不少很棒的東西。我們熱愛工作,熱愛挑戰,努力維持着瘋狂的
Uber 機器的運轉。我們一起找到方法去克服幾周一變的組織架構、OKR
績效考核、被取消的項目和不可能的截止線。我們幫助彼此保持清醒,讓龐大的 Uber 生態繼續運轉,告訴彼此情況會變好的。

但情況並沒有變好。

在這件事情之後,更多的不公撲面而來:儘管每次績效考評都是優秀,她的內部轉職申請卻一直被拒;她去詢問原因,上級卻聲稱她在工作之外的事情上有態度問題,工作上和技術上沒有“上進心”;她的上級甚至在考評出爐之後,又把好評修改為差評,單純為了阻止她內部轉職,以維持自己團隊的“女性工程師”比例。這個舉動導致她無法申請斯坦福大學的一個教學項目(因為項目是
Uber 贊助的,只有好評員工能去。)

“我寫過一本 O’Reilly 發行的書(編者註:O’Reilly
是歐美最著名的技術類書籍發行商),在各種技術大會上演講,我還要怎麼證明我的上進心?”福特憤怒的說。

福勒和她撰寫的技術書籍

福勒說她在 Uber 工作的團隊本來有 25% 的員工是女性,當她想要內部轉職的時候,這個比例已經跌到了
6%,“女員工都想要轉職,那些被拒的就乾脆辭職了。組織上一團混亂,而且公司還有嚴重的性別歧視。”她說。

福勒最終也選擇了離開,加入另外一家科技公司。她隨後寫了一篇博客文章,把自己在 Uber
工作時遭受的種種不公待遇,包括性騷擾、被亂改評級等等,來了個大曝光。可以說,她揭露的 Uber
亮眼業績下糟糕的公司文化,在硅谷引發了一場地震。

這起事件,再加上 Uber 過往的“劣跡”,讓人們不禁對 Uber
的企業文化打上了一個巨大的問號:它對業績過分關注、對效率至上的崇尚,是否已經帶來了嚴重的功利主義,讓它對平等、尊重和人文關懷的重視反而不再重視?

2014 年,Uber CEO 特拉維斯·卡拉尼克 (Travis Kalanick) 接受 GQ
雜誌採訪時,透露過自己給公司起的一個別名
“Boober”,因為身為這家公司的創始人,自己特別受女性歡迎。而這個詞將女性物化成胸部,放在今天,應該屬於典型的直男癌詞彙吧。

同年,Uber
在法國巴黎舉行推廣活動,用性感女司機的圖片當作噱頭吸引用戶註冊,引發了歐美女性團體和社區的抗議。女性科技記者,科技新聞網站 Pando
創始人薩拉·雷茜 (Sarah Lacy)

撰文批評此事,稱 Uber 公司內部一直就有這樣一種“混蛋文化” (asshole culture)。

來自媒體的監督並沒有刺激 Uber 的高管做出任何的改善。相反,該公司當時的高級副總裁埃米爾·麥克 (Emil Michael)
私下開玩笑,要懸賞 100 萬美元找狗仔曝光那些反 Uber 記者的私生活。結果這個玩笑的錄音被曝光出來,再次引發媒體行業對 Uber
的聲討。

更可怕的是 Uber 似乎不認同硅谷同行對用戶隱私的重視和保護。前 BuzzFeed 記者約哈娜·布婭 (Johana
Bhuiyan) 搭乘 Uber
前往該公司的紐約辦公室採訪,卻發現總經理已經在樓門口等她。原來,該公司內部有一個名叫“上帝視角”的工具,能夠追蹤每一輛 Uber
汽車和乘客信息。

Uber 在對待司機的態度上,和其在美主要競爭對手 Lyft 區別也很大。根據Pando Daily的描述,有司機開過兩家公司,發現
Uber 在與司機溝通時習慣先入為主,像是在和下屬員工對話,而 Lyft
則樂於強調與司機的“朋友”關係,還經常寄給司機一些裝飾車輛的小道具;另外,相比 Uber 的冷冰冰 ,Lyft 的粉色鬍子和
“Your Friend With a Car”的口號,也顯得更有人文關懷。

所以,即使 Lyft 在美國以及全球的市場比 Uber 小得多,但最近一份報告顯示,Lyft 司機對公司的滿意度比 Uber
司機高,分別為 75.8% 和 49.4%。

其實不光光是 Uber,這樣的風氣正在席捲硅谷。

當過去的 Google 為員工提供餐廳、健身房、自行車等一大堆各種各樣的福利、Facebook
給男員工開出超長的陪產假。

然而隨着越來越多的創業公司在硅谷誕生,市場、融資和人才等方面的競爭壓力增大,效率成為了這些公司和創始人唯一關心的事情,多元平等和人文關懷等原本幫助硅谷成功的的文化底蘊,卻越來越不受重視。最近幾年興起的硅谷科技公司,更青睞“贏家通吃”的邏輯,重視收入和效率,急於增長、融資和上市,無暇顧及其他。而這也正在硅谷乃至美國,引發新一輪的社會矛盾和文化衝突。

似乎那些特別有話題性公司的創始人,都或多或少成為“混蛋文化”的擁躉。

約會應用 Tinder 的早期創始人惠特尼·沃夫 (Whitney Wolfe)
指控另一位創始人賈斯丁·馬提恩,當面、通過電子郵件和短信對她進行性騷擾,稱呼她骯髒的字眼,而公司管理層卻漠視和包庇這種行為。當事件已經發酵,引發了大量媒體關注和投資人質詢之後,Tinder
管理層才決定開除馬提恩。

伊萬·斯皮格爾 (Evan Spiegel) 在創立 Snapchat
沒多久時將公司搬到了洛杉磯,宣稱是為了“躲避大企業和硅谷的創業文化”。實際上,Snapchat
在洛杉磯的擴張之路和硅谷公司並沒差多少。到 2015 年公司人員擴充時,為了獲得新的地點安置員工,Snapchat
也是擺出一臉冷漠,強行高價在當地收購了大量房產,驅逐了數十個房產里的原租客,讓當地的青年之家、藝術中心、餐館酒吧和原本居民流離失所。

 

Snap 在洛杉磯的辦公室

“你花 3 億美元投資了送餐服務,你的客戶服務代表卻吃不起飯。這是不是有點諷刺?”

25 歲的塔莉亞·珍 (Talia Jane) 對她的公司 CEO 這樣說道。塔莉亞在“美國版大眾點評” Yelp 旗下的送餐服務
Eat24 擔任客服代表,因為工資收入極低,難以維持在房價極高的舊金山生活,她不得已才在去年給 Yelp CEO 傑里米·斯多普曼
(Jeremy Stoppelman) 寫了這樣一封公開信。但沒想到的是,她等來的不是 CEO
的回應,也不是財務的漲薪,而是解聘通知書。因為“違反員工內部行為規範”,她被公司開除了。

有名的公司如此,較小的、不知名的新創公司為了快速發展,就更不惜一切代價了。去年 8 月,一篇文章出現在 Medium
上爆紅,作者佩妮·金 (Penny Kim) 梳理了自己被求職平台創業公司 WrkRiot
從達拉斯招來硅谷工作的前後經歷,其中提到了公司發薪幾次三番延遲,CEO 艾薩克·崔 (Issac Choi)
甚至網上搜到的一張富國銀行網銀截圖,PS
上了員工的名字,偽造成了給員工付薪水的轉賬記錄,然後給全體員工發了郵件,以留住員工,企圖讓公司繼續運營下去。好在佩妮最後離開了公司,回到了達拉斯,但其他幾個
H1-B 簽證員工,險些因此損失他們的簽證。

性別歧視、忽視平等、功利主義……硅谷的美好正在被這樣的文化侵蝕,讓少數一些地方變得醜陋。

回到蘇珊·福勒的故事。當她的博客引發廣泛關注後,Uber CEO
特拉維斯·卡拉尼克撰寫了一封告員工信,媒體很快也把這封信爆料了出來。然而在信中,外界沒有看到卡拉尼克作為 CEO
對公司文化的反思和解決問題的誠懇,而是再次目睹了這家公司的“冷漠”。卡拉尼克閉口不提對前員工的歉意,只大篇幅地介紹將召集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來徹查這件事——儘管這件事當中
HR 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 Uber的 HR 總監卻加入了這個所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另外,在內部信中,卡拉尼克刻意對福勒提到的女性員工比例問題作出了回應,只是回應的姿態更加難看:“我們的生產和研究團隊中女性比例為
15.1%,過去一年都沒怎麼變。對比來看,Facebook 是 17%,Google 是 18%,而 Twitter 是
10%。”

言外之意:我們的多樣性是挺爛的,可別人也不咋樣啊!

特拉維斯·卡拉尼克

不過,他的描述也確實是硅谷殘酷的現狀。創業熱潮的興起帶起了新一輪對成功學的推崇,公平、包容的多元文化,以及硅谷一直存在於效率和市場化之外的、帶有天然親切和友好感覺的氛圍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優勝劣汰的達爾文主義。越來越多人開始蔑視低效的平等,而只注重對
“贏家通吃” (winner takes all) 的追逐。

這不禁讓人想到,一直宣稱要實現多元平等、注重人文關懷的硅谷公司,斥責特朗普政府忽視美國多元文化根基、激發對抗的硅谷公司,那些每天叫囂着改變世界的從業者們,在自己所宣揚的主張上反而實踐得最糟糕。你會發現,硅谷在剛結束的這次大選中表面上反對的東西,正是他們當中很多人最真實的自己。

今天不是叢林法則在硅谷流行起來的第一天,但這並不是硅谷一貫以來和應該有的樣子。科技的世界應該真誠明亮,它的使命是為所有人所用,讓世界變得更好。但很遺憾,當創始人們只追逐自己或公司的所謂的短期的“成功”,而忘了真正的願景和使命時,想要讓他們重新回過頭來看清這一點,太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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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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